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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泽东“两个发扬”论的理论目标与意义
  • [摘要]毛泽东1936年提出的“两个发扬”论不但通过对苏区文艺和左翼文艺的系统整合,为即将创造并正在创造的延安文艺确立了目标、引领了方向,实现了苏维埃时期革命文艺红色基因的历史性传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且还以历史性和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党性和国性或中国性的辩证综合,为1939年的“三个法宝”理论、40年代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国民文化方针”和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党的文艺政策”提供了极具原创性、生成性、动态平衡性和张力关系的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毛泽东的“两个发扬”论成为从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到1942年延安文艺《讲话》的中介和桥梁,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 周平远
  • 全文[ PDF 1721183.0 MB ] 2022.5(11):5-13  共有 522 人次浏览
  • 介入艺术的三副面孔
  • [摘要]作为前卫艺术的激进形态,介入艺术发生伊始就与政治领域关系密切,带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恩格斯批判的“倾向文学”,是介入艺术的早期形态。“倾向文学”本身蕴含着主观政治意图与文本客观意义之间的矛盾。卢卡契和萨特试图从主观角度解决上述矛盾:卢卡契主张社会主义文艺要有明确的“党性”原则,萨特则提出了赋予作家更多自由的“介入”观念。与此不同,罗兰·巴特和阿多诺更为注重作品的审美形式蕴含的客观意义及其政治潜能。如果说在20世纪中期,“介入”取代“倾向”是无产阶级革命日趋激化的表征,那么在90年代兴起的“参与艺术”,则是左翼政治趋于低谷的具体表征。面对日趋分化的社会现实,介入艺术应始终明晰其审美特殊性蕴含的政治潜能与限度。
  • 常培杰
  • 全文[ PDF 1727992.0 MB ] 2022.5(11):14-22  共有 569 人次浏览
  • 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机制的采风
  • [摘要]20世纪50—80年代,采风成为民间文艺生产的主导性机制,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重要组成。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经典文献的感召下,民间文艺工作者通过采风,对民间口头文艺进行创造性转化,生产出属于劳动人民的新文艺。采风承担起了将传统小社区中的“乡民文艺”转化成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文艺”的使命,寄寓了新中国推动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产生全新的文艺生产主体的理想。相较之下,当下学界对采风的部分批评有将其窄化之嫌,只有回到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历史语境中去,将采风视为一种主体生成方式和文化实践方式,才能充分认识其意义。
  • 祝鹏程
  • 全文[ PDF 1695746.0 MB ] 2022.5(11):23-31  共有 443 人次浏览
  • 图像叙事的“再现”考古论 ——基于福柯视域的考察
  • [摘要]在古典绘画中,图像是现实世界的视觉形象再现,通过可视性的再现符号,提供观看和理解世界的形象。而在15世纪扬·凡·艾克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和17世纪委拉斯开兹的《宫娥图》中出现了再现危机的萌芽。在现代艺术家马奈的《弗里-贝里杰酒吧》和马格利特的《形象的叛逆》《禁止复制》中,图像不再成为再现的载体,古典绘画的再现原则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颠覆。福柯从图像叙事的角度对委拉斯开兹、马奈和马格利特作品中的再现危机展开考古学分析。基于福柯的视域,结合艺术史发展的具体情境,我们不仅看到福柯意欲建构图像叙事中的再现知识学谱系,同时也看到图像叙事背后潜隐的复杂话语深渊,这也为反思现代艺术如何通过再现重构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
  • 杨向荣
  • 全文[ PDF 1725910.0 MB ] 2022.5(11):32-40  共有 523 人次浏览
  • 神经美学与审美意象理论的创构
  • [摘要]神经美学在中国本土的发展需要融合中国审美思维和智慧。人脑处理“言象意”时,需要不同的加工脑区,据此可绘制出人类审美的脑谱图:人脑初级感觉—运动区、高级认知—情感区和核心审美判断—奖赏—体验区。在此基础上,可建构出人脑动态的审美神经机制。中国思维的审美过程呈现为三个阶段:初级感知加工阶段是通过“观物”来“取象”;高级认知和情感加工阶段是细品脑中之象,即“澄怀味像”;核心的审美判断、审美体验阶段主要是大脑激活内侧眶额叶皮层和默认系统等,进行审美意象生成和创构,最终达到“无心悟道”的审美意境,完成具身认知和心智认知的高度融合,持续沉浸于审美愉悦高峰体验。神经美学从新的角度阐释了美、意象和审美意象等的关系,为中国审美意象理论的创构提供了诸多启示。
  • 胡俊
  • 全文[ PDF 1724300.0 MB ] 2022.5(11):41-49  共有 465 人次浏览
  • 曲喻与矫饰:论钱锺书诗学研究中的“巴洛克”因子
  • [摘要]钱锺书关于巴洛克诗歌的见解是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成果。钱锺书阅读了大量诗歌选本和研究著作,并做了笔记;其关注的重点在修辞,并由此生发出两种颇能体现其治学特色的视角:其一,巴洛克修辞融合感性与理性,钱锺书常将其与宗教、哲学文本相会通,也喜爱探究各种手法背后的人性因素;其二,钱锺书受库尔提乌斯等学者影响,将巴洛克视为普遍的矫饰主义文学的代表,并在贯通古今中反观中国传统。“巴洛克”构成了钱锺书诗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因子。钱锺书的诸多片段论述具有内在的联系,值得深加挖掘。
  • 彭英龙
  • 全文[ PDF 1727239.0 MB ] 2022.5(11):50-57  共有 512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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