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作为知识革命催生了个性解放，作为政治运动促发了群众运动的发生，这两重内涵的交织带来个体与群体关系的问题，并深刻影响到文学创作与人物塑造。当首先释放的个性解放的热情消退之后，“五四”因民族危机而含有的政治性、国家性，开始一边修正与规训个人主义，一边与左翼革命运动合流而获得新的展开；在文学上，便表现为用“典型”这一社会性主体来修正“五四”作品中的单纯生命主体。“典型”经过“左联”前期的概念界定、“左联”后期的“真实性”与“正确性”的讨论，最终在延安时期建构完成。但在这一过程中，“五四”所体现出的个性解放的“启蒙诠释学”与左翼文艺运动所体现出的“左翼诠释学”，都是通过否定异质确立自身，因而具有文化上的内在整一性；“典型”也因此总是一种时代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文学装置，在“五四”从个人到国族的复杂内涵的渐次展开中，被建构为现代文论的主导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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