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革命发生史，最有意识的建构者无疑是胡适。其深知掌握了前史，无异于掌握了文学革命的叙事权。本文以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为底本，揭示《逼上梁山》背后的史观之争，胡适强调个别之因是回应陈独秀基于唯物史观得出的“最后之因”。回到历史现场，以清末民初留美学界的志业选择为参照，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实际上是被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强势话语催逼出来的。文学革命前史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是作为《尝试集》附录的《去国集》。若将视同“阑尾”的《去国集》，置于新大陆的旧文苑中，放回胡适留美时期与任鸿隽、梅光迪等友人的诗词唱和与往复辩难中，不难发现《逼上梁山》屏蔽的杂音，或可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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