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坛，毕飞宇是比较难以归类的独特存在，评论家们一直对其代表作“玉米三部曲”颇多关注，但少有令人信服的学理性分析。毕飞宇对中国文学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玉米》延续了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因果报应思想；在重识古典文学传统的同时，《玉秀》传达出了张爱玲式的、对女性以性格“杀人”的极度忧虑，与之相较，《玉秧》叙事更是趋于繁复；还融入了鲁迅式的、对男性道德“吃人”的深入思考，隐现出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传统的承续。毕飞宇以对世道人心的透彻精辟体察，保持长时段、高密度和近乎职业性地对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进行还原书写。这种对世情小说传统的重构与突围，既有力地奠定了包括“玉米三部曲”在内的毕飞宇中短篇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又为不断累积中国文学的本土叙事经验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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