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新诗的兴起，不仅是一种现代文类的生成，更设定了现代中国的“抒情”起源。新诗的抒情机制，对于有着情感化自我表达需求的五四青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随着“五四”的落潮，不仅情感化的主体生成方式失效，与之相应的抒情方法也失去意义。在相关的应对方案中，田汉等人不仅看到新诗对苦闷的抒发，还从苦闷中整合出一种新的抒情可能性。而周作人在对新诗展开系统批判的同时，又通过翻译与创作为早期新诗植入了一种象征化的抒情风格，在完成新诗抒情改造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情感世界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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