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36年提出的“两个发扬”论不但通过对苏区文艺和左翼文艺的系统整合，为即将创造并正在创造的延安文艺确立了目标、引领了方向，实现了苏维埃时期革命文艺红色基因的历史性传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且还以历史性和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党性和国性或中国性的辩证综合，为1939年的“三个法宝”理论、40年代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国民文化方针”和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党的文艺政策”提供了极具原创性、生成性、动态平衡性和张力关系的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毛泽东的“两个发扬”论成为从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到1942年延安文艺《讲话》的中介和桥梁，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欢迎阅读《外国文学评论》！您是该文第520位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