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作为文学表现技巧，事关自我言说的可能性限度这一重要问题。一方面，作为一种话语制度的自白，其成立建基于“本心—欺瞒”的二元图示；另一方面，基督教传统的自白仪式在宗教改革后逐渐转向私人化，自白便可溯源到这种基督教的私人忏悔。此时，以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私人语言批判能够提供一个拒绝私人化自白与承担他者伦理责任的契机。基于此，柄谷行人对文学自白的批判并非指向文类，而是自白文体中存在的与他者之伦理性关系的切断这一弊端。柄谷行人对夏目漱石《心》的分析则显示出对内省的主体性的反思，只有直面伦理关系中不可避的他者才能真正望见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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